今年夏天，华师大中文系教授汤拥华因为喜欢看短剧而被很多人熟知。媒体蜂拥而至，他对各路记者说了许多重复的话。
即使到后来他已经开始婉言谢绝采访，仍有人试图从网络上拼凑关于他的观点，反复强化他的存在感。
原因很简单：五六亿人都在看短剧，这很正常；但当一个大学教授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沉迷短剧，它就成了一个新闻。张力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当汤拥华身上的“热度”逐渐褪去，我们再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撇开他身上的“短剧教授”符号，我们更想知道，在过去这一年多的研究和观察里，他怎样看待短剧风靡背后的时代特性、社会特性，又怎样去接受，一个教授“理应”输出的严肃内容和思想，在“流量世界”里被“保姆和霸总”的叙事打败。
我们看的不是短剧，是“我”的故事
记者：为什么短剧会突然火起来？
汤拥华：我想这是我们社会的选择。放在10年前，短剧这种形态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但现在五六亿人都在看，说明它符合社会的需求。
短剧首先是一种大众文化，就像美剧、日剧或者韩剧。大众文化产品，总是在时时刻刻让你理解这个时代，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贴近人的情感。
现在短剧里常常出现的霸道总裁、大女主，往往是人对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想象的最自然的方式。我们对幸福的想象一定包含着富裕，还会想象自己长得不错，对象也不错。短剧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白日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白日梦。在现实生活中不管你理性做事是什么样的，你的白日梦里一定会有别的元素。就像别人觉得我作为教授，一定希望自己学富五车，其实并不，我的白日梦就是想一下子长到一米八。这是短剧的内核。
再一个原因是短剧的游戏结构。“我”在其中不断打怪升级、异能增加，看得人热血沸腾。过去的长剧往往是多线程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线，但短剧里，只有“我”有故事，我是唯一的主角，我的成功是唯一的主题。
当然，短剧还隐蔽地迎合了人俯视的需求。它以一种非常讨好的方式不断给你感受度，不像严肃内容的文艺作品，时不时要教育你。
最重要的是，短剧紧扣人的情绪价值。它给我们稳定的人设，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如果坚持做自己会有怎样的结果。短剧信奉快意恩仇，我可以对伤害过我的人说绝不原谅，甚至当场报仇不隔夜，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动不动就因为软弱而原谅了。短剧也不会挑起价值观的争端，很多长剧下面的弹幕都是吵架，但短剧的评论区往往一片和谐。当代人更愿意这样理解自己：不管我白天在现实世界里经历了什么，受了怎样的委屈，至少晚上回来可以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这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自由自在地看可以疗愈和抚慰我的东西。
记者：有观点担心短剧里铺天盖地的“灰姑娘”价值观会影响年轻人，也有网友吐槽，说妈妈沉迷短剧，都不帮着带孩子了。
汤拥华：她本来就没有义务帮你带孩子，如果你希望她帮你带孩子，即使她去学书法你仍然会抱怨。
如果我们担心一个女性看到短剧里的霸道总裁，再看自己的丈夫会觉得很烦，那可能不是短剧的错，而有可能是这个丈夫本来就让人烦。
你不用担心短剧完全控制你的生活。我们在洗碗的时候，看到清洁女工嫁给富豪，一时感同身受，但我们仍然在洗碗，洗好碗之后还要洗抹布。短剧其实就像一个窗口，在窗口看看对面的生活也不错，但我们还是在自己的生活里。
有调查指出，大城市的人看短剧总时长并不短，但由于生活节奏快，看的时间往往是分割的、碎片的。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随时开始，随时暂停，并不会因为短剧而影响工作或者什么。在这个时代，手机的出现既切割了我们的时间，也弥合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去填补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缝隙，短剧就存在于这些缝隙里。
我自己真正担心的，是短剧会强化赛博审判时代的某些价值观。经典文学作品会谴责因循守旧的“惰性”的道德，会为那些“另类”的人辩护。但是短剧里的观念往往非好即坏、非黑即白，而且总体上偏于保守。短剧常常会简化矛盾，鼓吹直接的惩罚或复仇，也许会让网络世界变得更加不宽容。
另一个消极作用是消解自我教育的主动性。比较严肃的文艺作品往往会对我们提出一个自我教育的任务，我们在看的过程中，会尝试不断提升自身。但看短剧的人，常常觉得自己的智商、情商、经验、对世界的看法都优于剧中的人，这样看短剧就成为了持续的自我肯定。不过这方面之所以成为问题，首先还是因为好的短剧偏少。有人说，最好的短剧也没有什么营养，就像方便面一样。这个话没多大意义，毕竟不是只有伟大的杰作才有教育的功能。学者在批判之外，不妨多跟业界一起研究、琢磨行业何以进阶，怎么创作出更多精品。
上海国际短视频中心场景。
如果专家访谈的流量高于奇闻轶事，那反而是个很“变态”的社会
记者：今天看来，严肃阅读似乎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汤拥华：我们今天面对的确实是一个大多数人不以纸面深度阅读为获取资讯、休养省心、朋辈交往主要方式的时代。不过我怀疑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能够让大部分人热衷于严肃阅读。没有智能手机和自媒体之前，也不能说老百姓都在进行严肃阅读。他们可能会做别的事情，比方说打牌。
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呢？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让他们去读名著、去做严肃阅读，也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多界面的状态下生活，我一边跟你说话，一边发微信处理别的事情，一边还要注意电脑里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状态。有个词叫文化体力，今天一般人确实没有足够的文化体力去读严肃的、大部头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体力消耗在应对不同界面、不同时空的多个事情上了。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记者：那问题是什么？
汤拥华：问题是不同的人如何承担起不同的社会责任。比方说大学仍然应该提供以严肃阅读与深度思考为中心的教育，那些名著，那些前沿研究，那些体现人类理性、才情和意志所能达到的高度的文字，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信仰系统，也为生活创造着新的可能性，文化人的使命就是使这个得到传承。我们不用管一般人怎么说，我们不需要种粮食，也不需要造芯片，我们的工作就是传承和发展优秀文化。
这跟看短剧是不是冲突呢？就我个人来说，也不算完全冲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是年复一年地做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如果看短剧能够逼着我重新审视自己熟悉的人文知识话语，然后做点不一样的工作，这就很好。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的传承、创造与传播不是把我们认为美好的东西摆出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应该共情。
记者：这很难做到。
汤拥华：没错。我们在网络世界里会看到，人和人之间有时很难产生共鸣，让你心潮澎湃的东西，一旦在自媒体发出来，往往遭到群嘲。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共鸣又来得很容易。比如有些短视频并没有特别不同凡响，但马上引发网友热泪盈眶。
这个时候我们不必愤世嫉俗，认为大众只喜欢肤浅的东西。事情总是两面的：一方面，要维持传统的、学校教育式的经典阅读在文化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途径继续做文化的工作。打动人不容易，坚持不懈地想办法就好了，只要你真的相信，那些打动了你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而且是有生命力的。
就以大学而言，阅读文化并没有完全退场。不仅爱读书的人仍然很多，很多同学还会去听学者的播客，看看他们怎么解读一些艰深的作品。而且以我的观察，短剧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形态也并不是今天大学文科的主流话语。更主流的还是人文主义的话语，那是学生们更亲切的思想，如果让他们的生活只剩下短剧，反而会很压抑。
记者：你有“流量”焦虑吗？你能接受你输出的思想和观点没有流量，但一个非常俗套的故事却“百万+”吗？
汤拥华：我自己的热度只是昙花一现，还够不上有流量焦虑，不过确实看到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不如俗套的故事有流量。但这应该是正常的吧？哪怕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村庄、社区里最关心的也一定是邻居的八卦，最好是桃色新闻，或者别的什么。如果今天我们这次访谈，比一个明星的奇闻轶事有更多人关注，那反而是一个很“变态”的社会吧？
不过，严肃内容的功能毕竟不一样，文字、纸质书籍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替代的。我们通过文字去理解世界，同时训练和提升自己，这是非常特别的事情。诚然，文字和严肃阅读的势力范围在缩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彻底消失是另一回事。很多媒体感慨严肃新闻难做，但是否原发性的、原创性的内容就已经不受欢迎了呢？未必。
记者：那我们怎么在这样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去接受和认同流量之外的价值？
汤拥华：文化人之所以做文化的工作，首先是因为喜欢，跟自己的性情相合。就像孔子说的，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把这里的“富贵”一词换成流量就好了。有些工作是健康的社会必须存在的，比方某一民族文化传统的研究、发掘、传递，或者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链接、相互理解等等。如果你喜欢这些工作，又适合做这些工作，那就去做，果真做了，就做得好一点。用马修·阿诺德的话说，文化的真谛是“是与成为”，只要你真正发现或者创造了有价值的东西，流量其实收买不了你。
当然，同样是文化人，做的工作也不一样。在主业之外，我的期望是能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领域，尽可能理解更多东西。这虽然常常要接触有流量的对象，本身却不是为了求取流量。它是文科本来就会去做的一类事情。
生活的可能性在哪，文科的可能性就在哪
记者：说到文科，您今年在2025届毕业典礼的致辞中说过一段话：这个世界足够大了，一定可以容纳一些想不开的人吧？这些想不开的人选择了中文系，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呢？就是这段话，一度在网上火爆，还有网友留言说“世界需要文科，因为人性需要落雪的屋檐”，说您道出了大众对功利教育的集体反思。
汤拥华：还是网友说得比较好。其实我不反对功利主义。如果这种功利主义指的是社会对人的要求会影响到一个人对自己学习阶段的设计，我觉得无可厚非。假设我们去考驾照，肯定是功利主义的，有多少人会在考驾照之前说我一定要练到炉火纯青之后才去考试？拿到证书就是万岁。但如果我是考大巴车驾驶的A照，那就要好好琢磨驾驶技术，因为这是我的职业，而这个职业关乎很多人的生命。对大部分人来说，基于特定的目的安排自己学习的内容和方式，哪怕功利一点，也是合理的选择。
只有一种功利主义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就是为了利益牺牲知识上的诚实，牺牲对学术研究的尊重，牺牲对公开运用理性的承诺，牺牲对多种思想观念的包容。换句话说，在大学里的人可以功利，但不能因为功利的考虑就出卖大学，就把大学最重要的精神丢掉。有理由说，这种意义上的功利主义是不能拿时代做借口的，因为这个时代有太多不这样做的人。
记者：所以您怎么看社会上存在的一种“文科无用论”的观点？
汤拥华：其实很多选择文科的孩子是真正喜欢文科的，如果我们能够在各个行业尽可能多保留一些真正喜欢又擅长他们的工作的人，会给每个人和社会都带来好处。
当然，社会的导向是会让更多人进入一些被普遍认为有前途有潜力的专业方向。中文系学生的家长们也经常问，孩子来你们这里，以后能干嘛。社会的不确定性越大，人就希望得到确定的承诺，早日过上安稳的生活。但在追求稳定的过程中，人也可能会把自己的路子走窄了。所以我有时候会回答家长，生活的可能性在哪里，文科的可能性就在哪里。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在这件事上给学生更多实实在在的鼓励。
每年一茬又一茬等待就业的年轻人，既是社会的压力，也是社会的希望。社会所遇到的种种难题，最终要靠那些为生存打拼的年轻人去解决。他们可以功利，但只要社会对生活方式的多元性保持一个基本的接受度，他们的功利主义也会为这个社会带来新的可能性。如果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按照各自的心愿生活得更好，社会也会更好的。
记者：我听说您的女儿在读高中，以后会让她学文科吗？
汤拥华：如果这是她想要的，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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